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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体育官网隋福民:中国农业产业升级的模式和路径思考发布日期:2024-04-03 浏览次数:

  IM体育官网隋福民:中国农业产业升级的模式和路径思考:中国农业产业升级非常关键,其是新时代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以及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举措之一。农产品质量改善并惠及大众是中国农业产业升级的核心表现。然而,当下的中国农业产业体系和格局,以及以新型经营主体和规模经济为特征的传统农业产业升级路线却难以完成这一时代重任。新时代的新技术条件为新模式的建构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新模式的主要主要特征是以平台组织为抓手,让小农户的生产和农产品的流通都嵌入其中,从而创造出一个“平台+小农户+增量平衡”的动态演化路径。这一方略可以克服中国目前农业产业体系和产业格局中存在的问题,有助于中国农业产业转型成功,有助于破解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实现对接的难题,有助于走出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

  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理解农业产业升级。比如,可以把装备了现代生产设备的农业理解为现代农业,进而认为它是产业升级的标志,也可以把农业产业链向一二三产业融合方向发展定义为农业现代化,并进而认为这是产业升级的表现。而本文则把产业升级的标准界定为生产出质优但价相对廉的农产品,并能够总体上完成对现有普通农产品的替代。我们认为,中国的农产品质量无论是与世界其他国家横向比,还是与自己的传统纵向比,都有可以进步的空间。政府、学界、实业界也并非没有认识到这一问题,但可能是解决起来太难,因此,该问题实际上被“悬置”了,并逐渐淡化忘记了,甚至是开始偏离这一农业发展的原初目标。然而,作为一个古老的传统农业大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作为一个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大国,我们没有理由忽视这一问题,也再没有腾挪余地来回避这一问题。本文从中国现有的农业生产经营和流通体系角度思考中国农业发展的特征和痛点,进而分析我们现有的一些政策导向和效果,然后,提出本文的升级思路和构想。

  中国目前农产品的主要生产者还是小农户,这是中国农业生产经营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我们讨论所有农业问题都不能忽略的一个基本事实。截至今天,尽管我们的家庭农场、合作社等组织有一定发展,但小农户仍然占据总体生产主体数量的90%,占有全国总耕地面积的70%。[1]小农户是主要的生产者,农产品的流通则是在多层级的市场流通体系中完成的,即多级农贸市场和批发市场。有很多从事农产品流通的小贩和大商户,他们一般为坐商,在农产品集贸市场,通过收购小农户的农产品完成产品规模化汇集,然后借助于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和一些运输工具,将农产品进一步转运到远处的批发市场,然后再以这个批发市场为中心,进一步下沉到次级和终端的农产品市场,位于城市的消费者从这些终端市场里购买所需要的农产品。粮食、蔬菜等基本上都是如此。当然,也有农超对接等模式,但目前不占主流。这样的体系有助于匹配供需,同时刺激了专业化生产,而且市场规模越大,农产品种植的分工就越细,因此,伴随着中国农产品市场体系的不断完善,是农业产业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从微观案例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市场体系的重要性。众所周知,寿光是蔬菜大市,但在20世纪90年代,寿光的蔬菜也会烂在地里卖不出去,然而与此同时,正如三元朱村王乐义所言,北方很多大城市冬天的蔬菜仍只有大白菜,供给和需求不能匹配,原因就在于流通体系不完善。因此,当时寿光采取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修路和建构农产品批发市场,并以此为中心,向全国辐射。在面对巨大的潜在需求时,理顺市场体系让供给满足市场需求,当然是有利于小农户等生产者的,事实上,山东的举措确实也打造了“寿光模式”“潍坊模式”。生产和流通在产业链和价值链上“各司其职”。生产的人做生产,负责流通的人做流通,因为这是专业化分工,也是“市场经济体制”优越性的一种表现。

  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农业无疑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主要体现就是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2]多种农产品的数量都位居世界第一,而且已然到了总体上供大于求的时代。从历史角度看,取得这样的成绩来之不易。经济学中有一个概念,叫做“马尔萨斯陷阱”[3],古代所有的地区和国家都在这个陷阱里挣扎。只有到了工业后,世界才出现了库兹涅茨所言的现代经济增长,人类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本质的提高,人均占有的农产品数量也有了提高。农业不再构类社会发展的约束。中国属于后工业化国家,而且经历了近代以来的近百年动荡,农业生产勉力维持,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很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迫切需要建立工业化体系,在没有外源资金的前提下,农业必须做出牺牲,于是农业剩余通过剪刀差等方式进入到工业资本积累中。农业需要供养城市人口,同时还要提供资本和原材料,因此,农业的发展“步履维艰”,以至于粮食问题一直是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最大“心病”。粮食问题的解决是在改革开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由于小农户在“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这种激励相容机制下,采用了“内卷化”的劳动策略,因此,农产品产量有了非常大的进步。困扰多年的粮食问题一下子解决了。当然与需求相比,我们的农产品供给总体上仍然是不足的。为了让人们吃饱吃好,为了让人们永远回不到过去那种食不饱腹的日子,多年来,党和政府一直通过各种政策来促进农业生产。比如,“米袋子工程”“菜篮子工程”一直被确定为地方政府的“一把手项目”。农产品数量的增长也被看成是农业方面的政绩。在这样的政策引导下,大约到了2000年前后,中国的农产品生产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即再也不是生产不足了,而是“供求平衡、局部过剩”,甚至可以说是“供大于求”。

  这样的体系和格局看起来似乎也很好,但实际上成绩背后有隐忧。比如,农产品的质量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在生产过程中,过量施肥,过量用药的情况屡禁不止,农业对环境的破坏程度没有减轻,在农产品的销售过程中,中间商、零售商也会对产品进行各种“润色”,但消费者对此却没有更多的应对之策,只能顺其自然,凭天由命。

  国家也不是没有意识到农产品的质量问题。我们的政策文件一直包含有提质增效的要求。我们也希望扶持一些标杆来带动农业产业的升级,让生产过程标准化、可溯源,等等。我们希望一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以在这方面作出表率。地方政府为了显示自己的政绩,也确实兴建了一些规模很大的农业生产设施,支持了一些农业企业,投入了很多财政资金,但这些农业生产设施除了“符号”的意义之外,却没有在农产品质量改进上有着压倒性的成绩,大部分都转化为传统农业的产能资源,进而进入到了传统的农产品流通体系,让传统农业的“供大于求”产业格局进一步强化,没有实现国家的预期目标。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们认为,普通百姓吃不到质优价相对廉的农产品,与我们现有的市场分工型的产销体系和供大于求的产业格局有关,也与我们所采用的升级策略不当有关。我们分两个方面来加以归纳:

  首先,小农户的强“竞争力”导致新型主体难以撼动产业大格局。如前文所述,中国农产品的主要生产者是小农户。小农户生产有两个特点:一是劳动投入可以不计成本。作为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企业的家庭,恰亚诺夫认为,他们的行为以及目标与资本主义的理性和利润最大化目标有差异。[1]中国的农户家庭无疑也遵循了同样的“模型”。为了生存和发展,他们的劳动投入可以“栉风沐雨”“披星戴月”,这与改革开放前生产队的景象是完全不同的,也不同于企业中的雇工表现。劳动本身是生产要素,在生产函数中投入更多的生产要素,当然就可以获得更多的产出。另一个是“分地”之后,农户免费拥有耕地的承包经营权,即农户在使用自己的耕地时没有租金成本。这两点决定了农户在与所谓的现代农业生产主体竞争时具有充沛的“体力”。现代农业土地一般都是租赁的,劳动力也需要雇佣。这两笔支出都是较大的成本。当然,由于规模大,很多人认为现代农业也有所谓的“规模经济”,但实际上,正如舒尔茨所言,规模经济是否存在令人生疑。他认为,农机具的不可分割性是武断的。规模小的农业完全可以采用小型农具,比如像日本那样,很多农业机械都是小型化的。[2]现代农业为了让自己的产品高大上,往往还需要在农业基础设施上加大投资,当然,投资也有“国家补贴”的回报。但总体上算下来,我们认为,即便是规模经济在农业机械投入上有节约,也很难说其成本比小农户更有优势。或者换句话说,现代农业的生产成本与农产品质量的“性价比”很可能还要低于小农户。

  这也是市场上很多家庭农场生存艰难的原因。我们可以在自媒体上看到,有很多新农人在提醒众多的对农业感兴趣并且想回乡创业者:农业并不简单,补贴不是利润来源,农业是一个很大的坑,要有充足的心理准备和抗压能力。甚至规劝道:如果城里有一个还说得过去的工作,就最好不碰农业。很多家庭农场也转让他们的事业,尽管他们一再强调,做这样一个事业,前景是非常好的,但正如城里的饭店转让一样,好谁能转让呢?这些实际上都是“击鼓传花”的游戏而已。农业为什么不好干,原因就是因为中国有众多的小农户家庭在生产,他们像蚂蚁一样,可以吃掉任何来到森林里的“不速之客”。

  我们在思想上有误区,认为小农户没有知识、缺乏建构现代农业的能力。在中国的学术进路中,不自觉地把小农户定义为落后的对象。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小农户的家庭经营是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会被集中的规模化的经营所代替。因此,强调农户家庭特殊性的恰亚诺夫在苏联并不受主流社会主义思想的欢迎。中国也曾经认为小农户的分散经营不是社会主义的特征,因此,主张走集体化道路。但集体化的道路并不好走,除了“大仁政”的贡献之外,农业本身的变革有限,小农户也没有发挥出自己的全部积极性。最终,集体化不得不解体,老百姓重新回到中国传统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即家庭经营上。家庭经营一下子解决了中国多年来一直解决不了的粮食问题,并且在后来的发展中,农民群体还以自己的聪明才智,贡献出了乡镇企业等新生事物。资本主义世界在展示农村社会分化时也让我们看到小农户的力量。农场主和产业工人都是由小农户衍生出来的。作为现代经济发源地的荷兰和英国,正是农村中的一些富裕户最早在农业生产中采用了资本主义生产经营方式,即为了利润最大化进行生产,产品即商品,面向市场,包括国际市场。这些历史事实说明,小农户并非没有潜力和能力来建构新的农业生产模式。

  我们还易给小农户的家庭经济贴上自给自足的标签,这与市场化和商品化显然是逆向而行的,由于视野、信息和知识的局限,小农户的行为有时候看起来确实与精明的资本主义农场主不同。然而,这实际上并不能说明小农户自身有什么问题。正如舒尔茨所观察到的那样,农户为了多挣一个便士,他们都会对资源配置进行改进,完全不是懒惰和无知,他认为,这些农民在自己的领域里实际上是富有知识的,而且也是能够充分利用市场力量的。而在传统社会里,农业之所以不发展,主要是生产要素的问题。他们只能使用传统的生产要素,因此,生产难以有所突破。而要改变这一境况,需要做的是给他们提供新的生产要素,包括资金、技术等。而后出现的“绿色”确实也反映了新的生产要素的重要性。

  我们的指导思想一直是矛盾的,一方面我们觉得农户可能难以成为农业创新的主体,因此强调新的农业经营主体,这些人可能是农村的经纪人、农业技术能手,工商业主,返乡创业青年、新农人等。这些人要么聪明,要么具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因此有可能对农业生产作出原有小农户所不能想到的新设计。对这些“新”主体的强调,反映了一部分人对农户家庭这种生产组织的认识,也反映了我们进行农业现代化的主体思路,即不在小农户身上做文章,他们的命运只能是被“能人”带动。然而在多年的实践中,我们也认识到开启另一通道的重要性,即让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相衔接。这一思想与舒尔茨的比较相近。通过增加对小农户的服务能力来让他们的农业生产有所改变。这是一种新提法,但如何让小农户嫁接在现代农业上,现实的实践中人们依旧陷入传统产业链思路的窠臼里,没有理论上的深度思考,也没有新突破。

  忽略了小农户,或者不理解小农户,已然决定了传统的升级模式,即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模经济”为特征的模式在中国难以有突破。我们认为,在小农户难以退出市场的前提下,农业的最佳生产者永远都是小农户。任何新主体和所谓的规模经济都会在时间的长河中被吞噬和瓦解。

  其次,我们对市场化和规模化过度迷信。如哈耶克所言,尽管斯密所言的那种完美市场假设是不存在的,但与中央计划经济方式相比,市场通过价格体系体现了每一个个体的“局部知识”,因此是最好的经济组织方式。[3]哈耶克的思想与主流经济学的主张是一致的,体现了“市场至上”之原则。作为一个改革开放的国家,我们所追寻的目标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不断强调,要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最基础性力量。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我们似乎一直在不懈追求“看不见的手”的力量。

  很多学者在讨论农业问题时,也习惯于把“市场化”作为解决方案。似乎只要政府不加以管制,市场力量就足能解决问题。然而,市场不在抽象的真空中,现实中的市场有很多无奈。在农产品生产流通中,这种市场体系至少存在着两方面的特点:一是作为生产者的小农户在议价能力上话语权较少。这一方面是其知识以及信息量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农业生产特点所决定的。比如,春种时不论要素价格多贵,都必须购买;秋收时不论产品价格多么便宜,也必须及时出售,即便是有些产品能够储存,但“不违农时”的古老教条还是让农业与其他产业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议价能力不足导致在价值链上的获得感较差。农产品的产业利润大部分没有回流到农户手中。公司进入之后要好一些,因为其规模大,谈判能力强,但是在与渠道商、批发商的价值分割中,也是“店大欺客、客大欺店”的博弈模式。当然毕竟还能够博弈,因此,在现实生活中才有了“公司+农户”“公司+基地+农户”等等之类的模式。另一个特点是产销信息严重不对称。小农户不了解消费者的需求,消费者也不知道进而也不信任小农户的生产过程。而价格作为供需信息的承载者又具有“滞后一期”的特点,即我们知道的价格反映的都是过去的生产销售信息,尽管也有农产品期货,但期货所发现的价格又很难传递给小农户。更何况,农产品期货种类非常有限。总体上看,小农户种植作物的选择基本上都是适应性预期。去年什么价格高,今年就种什么。结果就是每一种种植作物面积的变化幅度较大。农产品上市的时候,因为需求端是比较稳定的,供给端的结构性不足或者过剩,就会导致价格的“过山车”。价格的剧烈波动,一方面让消费者福利受损,另一方面也让生产者的福利受损。作为中间商,其福利变动是不确定的,很有可能会在价格的剧烈变动中反而受益。为了让小农户的决策不至于过于分散,因此,国家也主张进行合作社建设,即把农户组织起来,从而来应对“小农户、大市场”的问题。但中国合作社搞得也不好,基本上也是公司形式的变体。为什么合作社搞不好?主要原因就在于合作社毕竟也是少数,在小农户生产的汪洋大海中,合作社建构不起来自己的独特优势,很快就变成了大海中的一朵“大”浪花而已。

  受市场化和工业化思维影响,我们习惯于通过“做大做强”来寻求突破。我们一直觉得市场是一个相对优的经济运行形式,每一个个体都会在市场中找准自己的位置。通过价格这个调节变量,供给和需求可以自动达到平衡。然而在农产品市场上,我们看到的历史事实是,技术水平低的时候,供给满足不了需求,很长时间都是如此;而当技术进步使得供给增加时,供大于求又成了常态。农产品生产者没有退出市场,市场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会自动出清。市场的效率源自于分工,市场的规模决定了分工的深度。专业化能力是市场中主体获得价值的基石。在市场竞争中,我们把主体理解为投入资源生产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函数。一个有竞争力的主体,应该是能够投入最少资源实现最大产出的组织。规模化从理论上讲是有助于降低单位成本和提高产品总收益的。为了更好地在市场上获得优势,主体之间的竞争就会导致所生产的产品质量更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企业发展规模的不断壮大以及在市场中的垄断地位,就足以能够说明规模经济的力量。对于工业发展有了一定的经验后,我们习惯于认为农业发展也符合同样的逻辑,而且,欧美国家,尤其是那些新国家,也通过劳动生产率证明了大规模的好处。有一些学者去国外考察,看到人家的大农业,自然就会想到中国也应该如此。我们不否认在未来某一时刻,中国也会出现这样的超大农场,但这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而然产物,是未来的目标,但不是当下的手段。规模化在中国如何实现,有没有必要像工业那样追求规模,其实是可以讨论的。

  我们在之前的文章曾经说明,尽管农户的收入水平确实与劳动生产率挂钩,但对于粮食安全来说,土地生产率可能更为重要,而这一点,规模经济又不一定有帮助。荷兰16-17世纪的诺福克地区,产权的概念日益深入人心,土地的多子继承制度也让位于长子继承,这时期,户均的土地规模确实扩大了,而且劳动生产率也得到了较大提高,但是土地生产率并不高,相反还有降低的倾向,因为规模经济和土地生产率没有必然的联系。我们再次强调,农业与工业不同,如果从影响生产的诸因素考察,农业由于要受到气候、水文、光照等多种外部因素的影响,其产量的不确定性更强,风险更高。从这个角度来说,农业更为复杂,搞好农业也需要更好的超越单一知识学科的直觉经验。农业“做大做强”对于某些主体来说或许是有价值的,但对于中国农业的整体来说,对于农业产业的升级来说,其意义不是全局性的。

  更何况,我们做大做强也面临客观条件的强约束。或许是上天的眷顾,华夏民族产生和繁衍的这块土地由于适宜农耕让我们的人口数量有了较快的增长。加上我们的增加人口数量的文化,使得人口增长和耕地开发相互促进,但耕地的开发是有边界的,明清之际,我们已经开发出西南的山地,而这些开发也很快转化为了人口。结果就是中国虽然面积不小,但人均耕地数量很少。中国小农户数量众多,也是人多地少的产物。而且,中国不仅仅今天小农户数量多,历史上我们就是一个以小农为主要生产者和税收对象的国家。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仅有1亩多,而对比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这种差距是非常明显的。比如工业之前的英国,彼时其小农户均土地面积就达到30英亩[4],相当于中国的180亩,而很多富裕的约曼所拥有的土地面积更大,因此,他们能够产生农业资本主义,而中国不行。由于人口众多,几乎吃掉了可以用于资本积累的所有农业剩余,而英国不存在这一问题,他们的生活早已在温饱线以上。外出务工可以活命,扩大土地规模则可以发展,土地数量不是约束。城市手工业的发展产生了对原材料和粮食的需求,反过来手工业产品可以作为农民“勤勉”的报偿,这样一种良性互动刺激了新模式的产生。而中国,则陷入了马克•埃尔文所言的“高水平均衡陷阱”[5],或者说走上了黄宗智意义上的“内卷化”道路。[6]经过一个艰难的转型,我们终于通过勒紧农民的裤腰带,建立了自己的工业化体系。这才让工业化和城市化与农业发展形成良性互动。按照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传统农业中隐藏的剩余劳动力不断转移到非农产业中,工业化得到发展,农民收入也得到提高,农作物的生产水平也不会下降。在这样的“人口红利”下,中国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但尽管有非农就业的带动,让中国走出了所谓的“内卷化”或“过密化”,但不得不说,在很多工业品和农产品产量都居于世界第一位的时候,我们的城市化水平还仅仅为60%,如果按照户籍人口计算,则不足50%。农村中人多地少的局面仍然存在。蔡昉等学者测算过中国农业发展的合理规模,以及达至这种规模所需要的时间。他们认为,合理规模得达到目前户均面积的5-6倍或9-10倍,而要做到这一点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7]因此,这也就是习总不断强调对中国农业发展要有一定的历史耐心之原因。这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基本历史事实。尽管我们说,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口进城和农村人口的代际更替会让人均占有土地面积不断增加,但与发达国家相比,甚至与我们国情相似的东亚国家来比,资源数量还是非常少的。而且,人口非农转移是非常不容易的,否则,中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就不会差别如此之大。在这种情境下,试图用产权等市场化思维来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实际上是“拔苗助长”。“三权分置”虽然看起来很美,但规模化的目标取向解决不了中国的产业升级问题。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从2000年以来一直倡导农业规模化、产业化,但现实的教训是:成绩虽有,但没有对农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过去我们做的不成功,那有没有更好的模式和路径让农业产业实现升级呢?我们认为是有的,新时代为我们提供了新技术,新技术造就了新模式。这一模式简要概括起来就是:平台+小农户+增量平衡。

  平台作为与交易成本变化相伴随的产物,天然地具有改造产业链的作用。在信息搜索、匹配等交易成本较大的时候,市场分工体系是一种合理的选择。由于技术进步而带来交易成本大幅度降低时,那种“市场+组织(主体)”的模式就要让位于“平台+组织(主体)”的模式。平台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市场,因为它比传统市场的边界要大,或者说没有物理边界,增加一个交易的边际成本非常低。因此,理论上它可以容纳无限多的供给者和需求者以及互补品的提供者,而且,交易不受时间限制,可以全天候进行。当然,在平台上交易的不是实物,而是实物的“数字孪生”,主要通过数字化的照片、视频、语音等呈现。实物的交割是通过线下的物流实现的。这与传统的农产品流通渠道有很大的区别。在传统的市场体系中,农产品需要通过渠道商、中间商的流转,然后在交易过程中,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即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三者统一。平台则可以把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分开。

  为了让交易能够发生,平台的管理者需要制定规则,正如集市正常运转也需要管理者一样。但集市的管理相对简单,主要是维持市场秩序,不能有打架斗殴,不能有强买强卖,但供给者卖给谁,消费者从哪里买,都是供求双方在市场中自己搜索的结果。为了减少搜索成本,市场一般会对物理区域进行规划,比如,这一片是交易衣服,那一片是交易日常用品的,而另外一片是蔬菜水果等。平台的供给者和需求者众多,需要更复杂的算法设计,然后能够让供给和需求有更好的匹配,从而减少交易成本,增强客户对平台的黏性,从而可以持续推动平台的规模不断发展壮大和平台物种的进化。

  算法设计不需要太多的人工成本,仅仅是数据存储设备和计算设备的投资以及智力的投资。随着云存储和云计算的发展,资源利用会越来越高效,因此平台的扩展成本以及维护成本是非常低的,这也是线上交易和线下交易的区别,也是平台模式与传统渠道商模式相比更具竞争力的原因。当然,实物仍然要借助于线下物流才能送达到消费者手里,因此需要物流网络节点,需要仓储库房,需要端到端的物流车辆和人员。线下物流体系+线上交易的模式是否优于传统的市场流通体系,我们认为,工业品交易的实践以及众多交易平台的崛起,比如京东,已经做出了说明。农业的线上交易以及线下物流与工业品相比更为复杂一些,但产业链、价值链的改造并非没有空间。很多电商和企业正在跃跃欲试这一领域也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证明。

  链接在平台上的组织(主体)的规模可大可小,规模大可以低成本地覆盖更多的同偏好消费者,规模小的可以为小众消费者提供更加个性化的产品。小农户通过组织起来可以在平台上达到一个规模化公司的效果,也可以维持自己的小规模,生产自己的特色农产品。总之,平台可以为小农户提供更多的选择。小农户可以通过与平台合作自建物流体系,也可以通过外部的外流体系实现农产品的线下流动。

  管理者为了让集市能够有秩序并且持续下去,需要收取一定的管理费,覆盖人工、设施维护的成本,当然管理费不能太多,如果太多的话,交易者会弃之而去从而达不到集市的理想规模。平台可以像传统的集市一样收取一定的管理费,但由于平台覆盖的客户非常多,因此,管理费占客户利润的占比可以非常低,甚至是微乎其微。小农户在这样的平台上不会感觉到压力。平台盈利的模式与传统的渠道商也不同,传统的渠道商会利用信息不对称赚取差价,但在平台上,供给者和消费者的信息是共享的,可以直接建立联系的管道。由于平台方、供给方、消费方三者是共享和共赢的关系,平台收取一定的费用来覆盖自身的运营成本也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正因为平台有如此的特性,我们主张,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和流通体系的变革应该建基于平台这种商业模式。基于这种模式,我们可以将小农户进行有效链接和组织,从而可以降低优质农产品的成本。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农业政策中有一种“替代”思维,即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替代小农户。实际上,这种思维不可取,也在实践中遇到了很多难题。关于小农户,我们在另外的文章专门讨论了为什么中国农业产业升级必须依靠小农户的道理,在此不再赘述。我们只简要阐述一条:立足小农户才能让优质农产品的成本相对降下来。具有“规模经济”的企业、公司和家庭农场等,为什么产品的价格很高?就是因为他们降不下成本。不论是因为补贴的缘故,还是因为“丰满理想”的缘故,追去大规模的企业往往会投入大量资金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以期通过这种资金密集来获得高标准的优质农产品。发端于荷兰的那种“植物工厂”模式每平方米的初始投资大约就需要4000元。而国内的很多企业或者通过土地流转来扩大规模或者采用这种大棚、玻璃房设备来提高单位面积的生产率。这种初始投资都会转化成产品价格。因此,这种企业的产品受众是非常有限的,一部分是高端人口,一部分是高档餐厅。但难以向普通消费者扩展。而且,由于品种单一,也不具有全消费周期覆盖的能力。比如,蔬菜生产只能聚焦于几个品种,这些品种上市的时候,供给很多,但没成熟的时候,则供给严重缺乏。这一点不同于目前小农户生产的普通农产品,虽然质量一般,但可以做到全年都有多品类的供应。因为生产者众多,生产的地域也是遍布大江南北。即便是单一的农产品品种生产,因为要开发更大的市场,所以总要有一些超量生产,但由于销售成本和消费习惯的变化,实际上,企业存在着一定的产能浪费。这也就是上海的“多利农庄”在经营了多年之后转手卖给平安的原因。而平安集团接手之后,“多利农庄”的重心开始移向“田园综合体”了,这与我们的产业升级目标或者说公司原初的创设目标有所偏离了。小农户具有一定的生产经验和技能,他们也不是不可以进行标准化生产的,只要组织得当,建立好激励相容机制,他们也是能够按照组织要求,进行类公司化的生产,甚至更好。日本的很多农户通过合作社就可以进行同标准的生产IM体育官方网站。中国也有很多合作社,尽管我们发展得不好,但很多农户在合作社中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欧洲的农户生产也主要是通过合作社的形式。种植业如此,养殖业也是如此。小农户进行标准化生产,初始投资可以不像大企业那么多,自己拥有土地,有些原材料自己可以转化,劳动的投入可以不计成本。尽管内源资金有限,但还是可以进行投资的,更何况,外源资金在产业平台运行之后也可以进入到农户手中。要言之,小农户作为供给端的主要参与者能够有效降低优质农产品的成本。

  有些人会质疑,为什么我们一再强调成本?为什么欧美市场没有出现我们的这种低价竞争之红海局面?这说起来也与资源禀赋结构有关。前文已经论述过,由于我们的土地适应农耕,因此人口繁衍起来更快。而欧洲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不利于农耕的,土地湿重,后来由于重型犁的出现以及气候的回暖,才让这块土地的农业有了发展的空间。而此时,由于城市里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人口有很大一部分在非农行业就业,农村人口不是很多,而城市人口需要农产品,这就使得农产品价格上涨,因此为了获得农业利润解决人力不足问题,西方就出现了规模化以及机器对人力的替代(劳动力工资高),可以看出,这是需求牵引供给,后来技术进步,供给增加,而为了解决供大于求的问题,农场主联合起来,组成合作社,通过合作社对接市场需求端,尽量维持产销的平衡。因此,从这个历史过程中可以看出,他们没有供大于求的阶段,不存在类似于我们现代的恶性竞争。他们一开始就很注重产品的质量,规模化和机械化也有助于产品生产过程的标准化,他们的农产品就是相对优质的农产品,普通农产品没有生存的空间。而我们与之不同,由于农业人口太多,为了让所有人都有生存的空间,必须采取分散的家庭经营,而家庭间的竞争使得农产品很快出现“供大于求”,在现有的市场体系下,能够体现质量的差异化市场难以生存,从而造成中国的不同格局。

  基于平台模式,小农户可以获得农产品提质和产业链再造的收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之前农户没有激励生产优质农产品,因为传统市场体系不能容纳这种差异化的市场,小农户即便专心于生产优质农产品,但在市场上却变现不到合理的价格。没有激励机制,当然小农户不会做这样“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但有了平台之后,信息传递的成本非常低,信用体系更容易建立起来,供给者和消费者之间更容易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消费者也有可能参与到供给者的生产过程中,供给者也更容易了解消费者需求,因此,优质优价的供销市场更容易建立。由于不存在中间商的节流,优价的利润可更多地回馈到小农户手中。这种激励机制是非常重要的。尽管目前农业收入在农户的收入结构中占比越来越低,但农户也很看重这一块的收益,更何况非农就业的收入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平台创造的这一市场与传统的市场不是“混合”的。这是一个增量市场。在这一市场上,我们可以做到供需平衡,或者说供给可以随着消费需求的不断增长而增长。平台可以更好地匹配供求信息,也可以实现类似于订单农业的生产,没有足够的需求,我们就严控供给者的数量和规模。消费者的需求会有变化,即便是总量上变化不大,也可能有结构上的调整。那么,平台就可以将这种调整实时反馈给供给者。这种动态平衡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有助于维护供给者的利益。在传统的市场体系中,由于农产品的消费收入弹性较低,因此,年年增产换来的往往都是资源浪费和供给者方的“谷贱伤农”。这种平衡的思维在国外的农产品市场上也是存在的,比如,荷兰的牛奶产业就根据需求制定了供应数量上的限制,不允许农场主过多的养牛和生产牛奶。当然,他们不会限制每一个农场主的规模,而是通过市场的方式让这种配额在不同的农场之间进行流转。维持动态平衡会有效消解只重视数量不重视质量的恶性竞争以及所带来的不利局面。因为,供大于求导致的价格下降只有通过数量增长才能弥补,而多个主体都如此思考带来的就是供给严重大于需求,农产品价格暴跌。而通过平台匹配供需,我们就在传统市场体系中生长出一块新市场,在这个新市场里,供给和需求是大致平衡的,然后通过“滚雪球式”的市场扩张,原来的市场不断萎缩,最后是新市场完全代替旧市场,与此同时,中国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和流通模式也进行了再造,中国的农产品质量升级任务也相应完成。

  我们认为,新模式具有两个关键优势。第一,符合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历史上,我们就是小农户众多的国家。小农户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明代中叶之后,中国的商品经济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反映在农业上,就是大地主雇工经营土地模式的出现和发展。然而,通过回顾历史文献不难发现,雇工这种形式无论是在江南,还是在华北,都没有成为主流,尽管两个地区的资源禀赋结构也有很大区别。南方最终是租佃制盛行,北方则是自耕农的天下。为什么这种类似于资本主义的“规模经济”难以在中国生根发芽?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的人没有充分的非农就业机会。时至今天,我们虽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农业人口仍然在6亿人左右,这些人收入水平低,年龄相对老化,但我们不能把他们排除在“生存”市场之外。因此,党中央再三强调,农业生产要维持家庭经营这种基本的模式,主要的目的就是维持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稳定。当然,国家也希望在维持双层经营体制的基础上,也能够发展出现代农业,具有一定的竞争力,质量效益也有所提升。因此,在农业政策中,合作社一直也是一个重点。但我们的合作社一直没有搞好,真正合作意义上的合作社不多,多是“挂羊头卖狗肉”。合作社本质上是能人控制的公司,原因前文已述。而我们今天提出的平台+小农户+增量平衡的模式,能够将小农户与现代化农业的链接更加深化。

  第二,代表了未来。时代在发展,技术在变化,以至于我们现在被称为第四次工业或第二次机器。在这种大的变迁之中,各个产业也会发生变化。产业链和价值链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具体的产业组织形式也会有所变革。中国的农业在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中,一定会出现颠覆性的创新。通过平台的方式,会在现有市场中长出一块新市场,在这里供需基本平衡,消费者和生产者共同认可质优价相对廉的农产品,生产者可以在平台生态圈中获得更多的新生产要素支持,新生产要素进入到平台中可获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总之,所有平台的参与者都能在共享经济或者分享经济模式中获得收益。这是代表未来的一种方向,建基于交易成本之上的传统市场化分工会被新的协作形式所代替。中国人口多,生产规模小,而去规模化也恰好是未来的方向。福特汽车所体现的大规模流水线模式将成为历史,随着生产能力的提高,人们不再喜欢同质的产品,而是更加热爱个性化的独特产品。由于人口数量多,我们发展平台模式更有优势。农业一定会在平台的春风中打破农产品供大于求、质量上不去的魔咒,从而实现中国农业的“化茧成蝶”。

  基于现实产业体系中的一些困境,我们提出了平台模式。作为一种“闭环”模式,我们认为,从理论上是成立的。当然,知易行难,在实践中我们仍然需要对平台模式加以探索。首先,我们在这里重点讨论了农产品的交易平台。交易平台不仅有线上信息的共享,还需要有线下物流的配合。目前,我们已经有了一些物流网络,比如阿里巴巴作为一个电商平台,它创建了菜鸟物流,并且通过资本运作控股了三通一达等经营物流的企业。京东作为一个竞争者,也有自己的京东物流体系,包括仓库和人员。但不得不说的是,这些物流主要运送的产品是工业品,大到电视、家具等,小到日用杂品,这些商品有一个特点,即都是标准化的且容易储存,不会发霉变质。但农产品与之不同,标准化程度低,有些生鲜产品在运输过程中需要保鲜,因此农产品需要更多的冷链物流。这样的物流体系成本要高一些,构建的周期也要长一些。近些年来,冷链物流的建设已经上了快车道,但与巨大的需求相比,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另外,交易平台通过选择农产品迫使农户按照标准化的程序进行生产。这其中一定涉及到技术和资金。农户可以通过现有的市场体系获得这些新的生产要素,但在未来,随着消费者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也可以让这些生产要素通过平台流入到生产者手里。这时平台这一物种就需要进一步进化成产业赋能平台。做好产业赋能平台会更不容易。因为作为生产端的小农户牵涉到一个数字化的问题。

  数字化转型需要资金。对于企业来说,可以通过银行等多种渠道筹集资金,然后进行数字化的基础设施建设。但对中国的小农户来说,这样的路径需要很多“辅助变量”。比如说,数字信用体系的构建,而这一体系的建构又与数字化建设相辅相成。小农户自身并非完全没有资金。随着农户家庭非农收入等多种收入的获取,小农户的投资意愿和投资水平也在不断增强。黄宗智通过研究,认为尽管国家对农业农村等基础设施进行了投资,但在实践中主要的投资者应该还是农户自身。我们在调研中也发现,农业机械化在各地的实现程度都很高,传统的农作方式已经基本上不见了。喷洒农药这样的事情现在也都是机器替代了人工。可见,小农户也不是天然的劳动爱好者,但凡能够进行资本替代,他们也不会含糊。数字化转型需要资金投入,记录农业生产经营中的方方面面数据都需要传感器记录仪等设备,存储数据需要设备,对数据进行模型建构用于决策分析也需要计算机等工具,这些都是需要投资的。不过,只要有正确的激励,无论是自己积累,还是通过外部获取,小农户也都有动力进行资本密集化,有动力进行数字化。当然,这需要时间。

  总之,由于中国农业的特点,由于小农户资金基础相对薄弱的特点,建构产业赋能平台需要走更长的路。但这不代表不正确。与“规模经济”的思路相比,一个是看起来简单,但达不到目标;一个是看起来不容易,但每一步却都是向着正确的目标迈进。我们如果在实践中逐渐摸索和建构出农业产业的综合赋能平台,实际上就回答了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如何相衔接的问题,也回答了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如何实现的问题。这些问题党和国家一直很关心,也是“三农”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室副主任,乡村发现转自:《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21年第3期)